6月当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由上年末的4.1%回落到2.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则由上年末的1.69%回落到-2.1%。

这也意味着经济体中通过低利率获益的群体（包括国企、市和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其他借款人）可能藉由各种借口抵制利率自由化和企业管理改革。当然，如果我们过高估计了目前的生产力增长率（部分是因为我们过度建设了基础设施），那我们可能会过度投资。

这听起来和中国的增长模式似乎有点相似，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15甚至20年里至少是这样的。在绝大多数存在金融压抑的国家，比如广泛遵循亚洲或日本发展模式的国家，其利率都设定得极低。作者同时还是哥伦比亚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咨询委员会成员和公共事务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咨询委员会成员。难道对QFII和QDII系统的改革，衍生工具的应用、股票市场的改革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等都不是有意义的改革吗？但我认为那些并不是紧要的，因为他们都没有包含上文所说的两点：企业管理改革和利率自由化。破坏其中的任何一个约束通常都会最终摧毁这种增长模式。

尽管如此，他们通过将超过100%的损失转移给家庭部门从而显示出盈利。因此，中国可能已经突破这两个约束了：资本被浪费了，而且或许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这位曾被称为模棱两可大师的这句我错了很快传遍了世界。

中央银行应结合巴塞尔最新资本协议的规定重点关注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充足状况、流动性、杠杆率高低、拨付规则、会计标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情况等等。[27]正如雷曼前总裁富尔德在国会作证中所说的，在整个过程中公司决策都是正确的，而且美国相关的监管机构也是知晓的，无人认为是有问题的。金融机构追求超额利润的过程中行为已变得扭曲：他们向收入水平较低和还款能力较差的借款者发放住房抵押贷款，导致次级贷款规模不断扩大。重点监管民间金融和影子银行系统。

[7]格林斯潘于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美联储主席，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忠实执行者。监管机构本身也由人构成，具备经济人的特质，他们的行为受到各种激励机制的影响。

[6]斯蒂格利茨:《2007-2008金融危机及其对宏观经济影响》，载《东方早报》2008年9月27日。三、金融监管创新视域下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述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轮大规模的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在全球范围内逐次展开。但尽管作为微观之个体雷曼的决策是正确的，金融之宏观整体却病入膏肓了。监管主体本身应建立对内部监管人员的考评机制，建立有效的监管激励机制，构建多元的报酬体系，从而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杨松，单位为辽宁大学法学院。美国金融监管权力配置的欠缺导致监管冲突与监管真空，监管成本与监管收益不匹配，监管部门组成人员配置不合理。最后，随着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的形成，基于我国国情应构建央行牵头监管、地方协同监管、社会中介独立监管、行业自律监管的多层次立体型监管格局，从而避免监管竞争、监管真空、监管套利等问题，保障民间金融与影子银行的规范运营与有序健康发展。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是金融机构安全稳健运行的基础，有助于保护增进股东利益，降低未预期损失和声誉受损的可能性。

（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主要内容简介1.《法案》对现有的监管机构进行了重组，在新的监管制度下，金融监管机构被整合为四家：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货币监理署和国家信用社管理局。2008年，SEC收到11.5亿美元的监管费。

据估计，中国仅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就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若扩展至全国，规模恐怕更是天文数字。其雇员薪酬涨幅居联邦政府各部门之首，雇员人数也增长了20%，即从3235人增加至3868人。

美国于2010年7月15日通过被称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格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金融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以下简称《法案》），《法案》的理念和制度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针对存款机构的联邦监管部门多达5家，证券与期货监管被分开，而保险业监管几乎完全处于州的层面。内部控制措施主要包括：（1）金融机构应具备经其董事会批准的全面和良好的政策，来对其业务活动和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重要风险进行审慎管理。[18]但部分学者则对其提出了更多质疑。[23]综上可知，第一，该《法案》可称为危机应对法，是实用主义哲学思维在美国立法上的体现，但法案的实施效果还有待观察。其后果便是SEC执法人员不理解金融专业市场的警示信号，不清楚金融工具的运作原理，导致监管行为应对迟缓、专业不强和效率低下。

（二）评析《法案》颁布以来，国内金融界和法学界学者反响热烈，对其进行了全面解读，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很多有启迪意义的观点。美国金融界制造了市值高达数千亿美元的信贷及金融衍生品。

更有执法人员认为，缜密的审查程序制造了规避风险的文化，客观上促成了一种放弃调查或缩小调查范围的激励。[2]廖岷、杨元元:《全球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与监管的发展状况及其启示》，载《金融研究》2008年第6期，第71页。

[11]法律人士主导着SEC的直接后果是决策时过于注重繁琐程序，尤其注重设计使SEC免责的制度。过去20年来资产证券化产品迅猛发展，联合论坛的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40家大型金融机构中，3\4的银行和1\3的证券及保险机构都希望将其贷款或应收账款证券化。

不同监管部门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竞相放宽监管标准，以吸引尽可能多的银行机构成为会员，导致监管套利。[12]在监管理念上，学者认为《法案》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完成了历时两年的金融改革立法，开启了与新自由主义分道扬镳的金融监管路径，标志着美国将大幅收紧监管尺度。在全球金融环境同此凉热的今天，以美国金融监管的种种反思为省察，可为我国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提供经验之借鉴。其次，构建监管激励机制。

而政治家所关心是自己的政治生涯、前景。张永亮，单位为辽宁大学法学院

【注释】[1]第一次修订是在1968年5月31日(1969年7月28日生效)，核心内容是创设特别提款权这一新的国际储备形式。在此背景下，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督，可以说是正当其时。

其次，IMF必须重塑其在维护货币和汇率稳定方面的传统职能，在浮动汇率制的约束性框架内，通过更积极的合作安排维持成员国间有秩序的外汇安排，从而不但管理危机，而且防范和减少危机。尽管如此，成员国仍需承担关于外汇安排的一般义务。

[26]这一点可以从IMF成立以来从未认定过成员国操纵汇率并给予制裁这一事实得到印证。（3）增加了应由IMF彻底考察并可能需要同成员国进行讨论的情形。[33]《2007年决定》对于汇率操纵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廖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它首先重申，只有当IMF认定一个成员国在操纵其汇率或国际货币体系，并且这种操纵是为了阻止有效的国际收支调整或取得对其他成员国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时，该成员国才能被认为是违反了《基金协定》第4条第1款第3项下的义务。这种方法显然对传统发达国家最为有利。

成员国在会后发布的峰会宣言中承诺增强国际金融组织的合法性、可信性和有效性，建立公开、透明和择优(merit—based)的负责人及高管层遴选程序。从这个角度看，《2007年决定》对于操纵汇率判断标准的明晰化，恰恰为此种进一步合作提供了可能。

作为回报，它们将其所得重新投资于美国，让美国发挥稳定及最终消费者的作用。参见余元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制度改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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