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后的行政法学反而受民国时期的行政法学影响更大，继而又置身于更为广阔的外国行政法学和颇具特色的中国行政法制度实践之下。

在人民主权方面，民国政府名不副实，并未真正落实民主制度。五四宪法序言明确规定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此项过渡性制度安排，丰富了人民主权原则的政治内涵和实践形式，务实地解决了革命胜利后的新政权建设问题。既然二者统属于主权概念项下，能否进行统一的理论建构呢？汉斯·凯尔森把主权的双重面向转化为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关系问题，他反对二元论或者多元论体系——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不同的规范体系，主张从一元论角度——国际法和国内法的统一性理解二者关系。[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主权概念也是中国宪法学的传统范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宪法研究就强调制宪对一个独立的国家而言是主权独立的标志[3]。周恩来对此强调，中国没有侵略别国领土的意图，也决不容忍别国侵略中国的领土。

[58]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7] 参见韩秀义：《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宪法世界——以宪法常识为核心》，载《法律科学》2011年第5期，第43页。德国于2018年开始施行的《社交媒体管理法》（NetzDG），要求在德国拥有200万以上注册用户的社交媒体平台在收到用户投诉后24小时内删除仇恨言论、虚假新闻、暴力煽动等明显非法内容，否则可能被处以最高5000万欧元的罚款。

而在互联网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能力转化为动员能力的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组织社会运动变得非常简单。在革命战争年代，动员和组织是社会运动中最难的环节，中共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才能将学生和工人发动到街头开展革命斗争。对互联网信息内容进行正确引导与监管，要在正确认识互联网信息内容生产和传播规律的前提下，立足实践问题，拓宽全球视野，实现政治安全、社会稳定与民主参与、技术创新间的平衡，保障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从而构建出一套让技术团结人民的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中国方案。可以采取以属地管理为主的方式，明确属地管理、属地责任以省域为限，在发挥地方积极性、允许各省（市、自治区）基于地方实践探索信息内容治理方式的基础上，考虑设置由国家网信办直管的企业目录，纳入社会影响力强、地域覆盖广、具有舆论属性与社会动员能力等的网站平台。

三、实践问题：现代治理对互联网信息内容的不适应性中国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网络生态整体有所好转。来源：《江西社会科学》2023年第11期。

有时，公民包含正当政治主张、政治见解的言论甚至相关图片也可能被社交媒体识别为敏感内容，导致被屏蔽或删除，从而阻塞建言献策的民意渠道。第三，畅通救济渠道，提高平台内部投诉申诉机制的交互性和透明度。二是指令化过度，删除或屏蔽指令不够规范。信息流瀑的暴力传播导致网络空间虚假信息、伪造内容泛滥，进而铸就虚假的意见气候。

在此基础上，通过更强的凝聚共识手段、更深入的价值观塑造能力，由争夺阵地转变为争取人心，进一步提高网民的数字素养和数字信息平台政治意识，最终形成国家、企业、网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共识，建立互信、凝魂聚气，在网络空间画出最大同心圆。二、范式革新：内容治理的力度与限度时代更迭导致知识失效，西方工业革命所生产的现代性知识已经很难用于解释和解决信息革命所引发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在这样上传下达的流程中，平台也只能是机械的指令执行工具，造成政府、平台、公众等多元主体之间难以达成实质性的对话沟通。智能终端的普及、音视频技术的进步极大地降低了信息生产和获取的经济成本和知识门槛，公众对社会发展的参与度得到极大提升。

平台的天然逐利性、算法的无序化发展，使信息市场劣币驱逐良币，造成不确定性的全球环境。随着网络空间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博弈的主战场，中国遭遇信息战侵袭的形势日益严峻。

但在互联网新媒体时代，手机等各种信息终端极大地增强了知识流动、获取的便利性，降低了获取成本。实现政治安全、社会稳定与民主参与、技术创新间的平衡，促进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的保障，需要以法治为底线，将对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

例如，追星风潮催生的饭圈，看似是局限于小圈子的群体，实则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互联网正在成为传统信息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的总和，带来信息内容生产与传播规律的新变革，也对现代国家治理形成新的冲击。四是以网络法治建设统筹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传统主流媒体影响力式微，社交媒体、新媒体成为互联网信息内容呈现领域的王者。 互联网新媒体时代，信息内容生产与传播方式正发生着深刻变革，在便利交流、传播知识、创新业态的同时，也带来全新的社会问题和治理挑战。此时，言论表达场景已与街头发言者、广播、电视等模式都截然不同。

在传统社会之中，信息交流有较高成本或壁垒。分类方式的教条化也导致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极易停留在表层。

但随着大国意识形态竞争的日趋激烈，美国政府对网络虚假信息、社交媒体操纵等的限制和监管力度有所提升，同时也遭遇更大阻力。此外，约谈、责令或限期整改（改正）的法律性质存有争议。

只有从真正的技术发展规律、信息内容生产和传播的规律出发，在理念、手段、体制和机制等层面进行全方位统筹，才能真正让技术团结人民，构建出一套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中国方案。人人都可以手握热点传播、意见表达的麦克风，信息内容生产、流动和变现权力的掌握者由少数人转变为广大民众。

维基百科封禁中国编辑、剥夺中国信息定义权和内容输出权，凭借平台优势，西方国家可以刻意利用规则筛选信息，轻易跨越规则进行系统封杀，甚至主导缔造规则实现降维打击。三是讲政治不足，服务大局的能力不足。促进现行互联网信息内容规范体系与国家治理相适应，不仅要找到信息技术创新与技术安全间的平衡点，更需要在捍卫公民的表达权利、实现建立在协商参与基础上的公共决策的同时，促进言论表达的理性化，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毋庸讳言，互联网助推着社会民主开放，但也使言论表达生态愈加复杂。

在事中环节，缺少陈述和申辩程序，给暗箱操作留下空间。而网络治理的核心正在于责任基础上的社会各方对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再配置，这一过程离不开公众参与。

除社交媒体、网络视频、网络新闻等信息平台以外，网络直播、网络购物、网络支付、旅游分发等平台也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信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无所不及。2.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中国实践作为生产生活新空间和社会治理新领域，中国接入互联网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互联网信息内容的治理，既体现了时代特色，也彰显了独特的中国逻辑。

然而，在实践中，有些地方政府因人才、技术的制约以及观念的落后，往往对网络舆论的复杂性把握不到位，甚至以删、堵、封取代积极回应与科学治理。占领互联网的意识形态高地，对中国网络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产生了毋庸置疑的促进作用。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首次将一直处于灰色地带的低俗信息、负面信息等也纳入立法规制范畴。2.网络话语潜藏社会风险因素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而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不确定，经受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整个西方的政治、军事和价值观联盟所带来的话语权挑战，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态势严峻。尤其严重的是，未成年人前所未有地暴露在不安全的信息环境之中。

特别是在现代城市化进程所孕生的陌生人社会中，往往是有小区、无社区，共同体内部既不存在自然形成的权威，也缺乏身份认同，社会组织呈现出高度离散化的趋势，客观上导致线下人际关系疏离、线上圈层聚集的新型社会组织形态，加剧社会风险。二是传递效率极大提升。

1.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域外实践在互联网发展之初，西方国家曾奉行网络中立和自由主义，对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采取放任态度。2.互联网信息内容的新特征信息内容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变革，引发信息的爆炸式增长、海量集聚，使互联网信息内容呈现出新的显著特征。

平台不仅被勒令对国外选举干预予以回击，同时也存在大量的国内节制要求，有时政府甚至直接给出平台账户冻结和链接删除的指令。治理机制的扁平化要求继续完善网信行政执法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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